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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光清-網絡公共領域的興起及其影響-話語民主的視角

    2016-07-29

    來源:政治傳播研究公共領域是話語民主得以展開的重要條件,網絡公共領域的興起為話語民主提供了更有利的空間和平臺.網絡公共領域的開放性和平等性使話語民主的展開獲得了更好的條件:網絡公共領域的批判性和互動性使話語民主的影響力得到提升;網絡公共領域使話語民主獲得了更加制度化的形式和力量.網絡公共領域的話語民主為公共權力系統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來源,為公眾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途徑,為民主政治提供了更活躍的形式.1公共領域與話語民主: 概念和相關性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是當代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由德國學者漢娜·阿倫特和尤爾根·哈貝馬斯等人首先提出并研究.1958 年,阿倫特出版《人的條件》一書,提出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從復興古典共和主義立場出發建構關于公共領域理論的體系,從而揭開了研究公共領域理論的序幕.她認為:“‘公共’一詞意味著兩個聯系密切但又不完全同一的現象.”[1] “其一,任何展現于公共領域的現象都能被每個人看到和聽到,并且具有最大可能的公共性.”[2] “其二,‘公共’一詞意味著世界本身,這一點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都是相同的,但又區別于我們在其中的私人領域.”[3] 1961年,哈貝馬斯出版《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首次對公共領域進行系統研究.他認為:“公共領域不能被理解為建制,當然也不能理解為組織;它甚至也不是具有權能分化、角色分化、成員身份規則等等的規范結構.它同樣也不表現為一個系統;雖然它是可以劃出內部邊界的,對外它卻是以開放的、可滲透的、移動著的視域為特征的.公共領域最好被描述為一個關于內容、觀點、也就是意見的交往網絡;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種特定方式加以過濾和綜合,從而成為根據特定議題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見或輿論.”[4]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對后來的研究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研究公共領域理論的熱潮,加拿大學者查爾斯·泰勒和美國學者托馬斯·雅諾斯基(Thomas Janoski)等人對此進行了認真研究.泰勒明確指出:“公共領域是一種公共空間,在這里,社會成員必定通過各種各樣的媒介相遇,通過印刷品、電子技術產品,也包括面對面的會見;并就有關共同利益的事務進行討論,從而能夠就這些問題形成共識.”[5] 一些學者把公共領域從私人領域和社會領域的空間中分離出來,使之具有獨立的研究內涵和研究價值.但是,他們往往把私人領域、社會領域和公共領域截然分開,沒有看到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和交叉重疊.雅諾斯基認識到了這種缺陷,他把社會劃分為四個相互交叉、彼此互動的組成部分,即國家領域、公共領域、市場領域和私人領域.[6]他認為:“公共領域是最重要的,但是它難以與其他領域完全區分開,因為它包含了一系列的組織形式.至少有五種自愿性組織在公共領域里活動,它們是:政黨、利益團體、福利組織、社會運動和宗教團體.”[7] 可以說,公共領域是政治國家與社會組織之間、公共權力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中間地帶,是公眾參與公共事務、對公共事務進行討論和批判,并對政治國家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進行協調的公共空間.[8] 第一,公共領域并不是和私人領域相對應的概念,它相對獨立于政治國家與社會組織,不具有像政治國家與社會組織那樣嚴密的組織結構和組織制度;同時,又介于政治國家與社會組織之間,在其中討論的問題是與公共事務相關.第二,公共領域是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一種公共交往空間,這種交往主要是以對話、商討、辯論等話語形式展開的.第三,公共領域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媒介.這些媒介(比如咖啡館、茶廳、沙龍、報紙、期刊、公共論壇、電子媒介等等)能夠提供話語交往的環境和條件. 公共領域是話語民主(discourse democracy) 的重要生成空間,在公共領域理論研究的基礎上,話語民主理論也獲得了較大發展并不斷成熟.哈貝馬斯的理論抱負就是找到一條通達無強制的民主生活的道路,他一生都致力于對民主的追求,被譽為“民主斗士”.哈貝馬斯反思了晚期資本主義民主存在的問題,他“將經濟和國家機器視為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行為領域”,認為“這些領域再不能以民主的方式,也就是說,以一種政治整合的方式從內部加以改變,而同時不損害其整體特征和功能”.[9] 哈貝馬斯話語民主理論的兩大理論支點是交往行為理論和公共領域理論.交往行為可以發揮社會整合功能,從而修正晚期資本主義民主存在的問題,而公共領域則是實施這一過程的空間條件.他說:“‘政治公共領域’作為交往條件(在這些條件下,公民公眾能夠以話語方式形成意見和意愿)的總體性,成為規范民主理論的基本概念.”[10]哈貝馬斯比較了自由主義民主模式和共和主義民主模式,認為這兩種民主模式各有特點并能相容.哈貝馬斯的話語民主模式就是自由主義民主模式和共和主義民主模式的綜合.他說:“話語理論吸收了兩方面的因素,用一種理想的商談和決策程序把它們融合了起來.這種民主程序在協商、自我理解的話語以及公正話語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有機的聯系,并證明了這樣一種假設,即在這些前提下,合理乃至公正的結果是可以取得的.”[11] 哈貝馬斯認為:“話語理論在更高的層次上提出了一種關于交往過程的主體間性,它一方面表現為議會中的商談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治公共領域交往系統中的商談制度形式.”[12] 在哈貝馬斯看來,話語民主是以公民的自由平等為前提條件,以一定的話語形式為主要媒介,通過在公共領域的商討和辯論,以擴大民主參與和提高政治權力系統的合法性為目標的一種民主形式.哈貝馬斯公共領域在場的話語民主理論對當代民主理論的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學者查爾斯·??怂?Charles J. Fox)和休·米勒(Hugh T. Miller)在對公共行政理論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繼承并發展了哈貝馬斯的話語民主理論.他們認為:“在公共行政領域,傳統理論的兩種替代模式正競相取代之:(1)憲政主義或新制度主義;(2)社群主義或公民主義.”[13]造成民主困境的原因在于公共話語的衰敗,公共話語的失真導致虛假的民主和傳統治理方式的衰敗,這樣,他們提出第三種理論,即話語民主理論,以應對現代民主與治理的困境.他們借用哈貝馬斯的理想交談、交流能力以及話語補正理論來完善民主的和真實的政策話語;并在“公共領域”這一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公共能量場”的概念.他們認為:“能量場是一個比領域更為生動和貼切的術語.”[14]在公共能量場中,對話或者話語必須是有規則的,即:真誠、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自主參與和具有實質意義的貢獻.[15] 他們把公共能量場中的話語形式分為三類:“少數人的對話”(官僚制的獨白性話語)、“多數人的對話”(后現代的無政府狀態的表現主義話語)和“一些人的對話”(真正民主的公共的真實話語).他們認為:“一些人的對話優于少數人的對話和多數人的對話,它的針對特定語境的話語和不愿遭受愚弄與任意差遣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參與.但是,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和真誠性的提高大大超過了它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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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話語民主希望公眾關注公共事務,運用這種形式選擇直接民主的參與途徑,通過彼此的對話、協商與溝通,達成共識和形成社會輿論,從而對公共政策過程產生影響. 因此,話語民主是指公眾在公共領域中,圍繞公共事務進行自由平等的對話、商討和辯論,從而形成政治共識并影響政治過程的一種民主形式.相對而言,話語民主比較接近于 20 世紀 80 年代興起的一致性民主(unitary democracy)和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精神內涵.美國學者瓊·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提出了一致性民主的概念,她認為:“在一致性民主中,公民相似的利益使他們可以通過共識作出決定.因為關于公民的平等性具有實質性意義———同等尊重廣泛存在于朋友之間,他們不必擔心決定過程中要同等權衡每一個體的利益.作出決定的一致性過程不在于對選票的衡量,而在于在面對面場境中決定的取舍.”[17]美國學者約瑟夫·畢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先提出了協商民主的概念,此后,協商民主理論獲得了比較快的發展.哈貝馬斯非常贊同喬舒亞·科恩(Joshua Co-hen)對“協商民主”的理解.后者認為:“協商民主的觀念植根于一種民主交往的直觀理想,在這樣一種民主交往中,交往的條件體現于平等公民間的公共辯論和推理.在這樣一種秩序中,公民們共同致力于通過公共推理來解決集體選擇的問題,并且只要他們建立了自由公共協商的框架,就可以把他們的基本制度視為合法.”[18] 中國學者陳家剛認為:“協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權原則和多數原則的現代民主體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為共同的價值訴求,通過理性地公共協商,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賦予立法和決策合法性.”[19] 不難發現,話語民主具有同一致性民主和協商民主非常接近的價值理念,都是更多地強調共識、溝通、協商和公共利益,更接近普通公眾,特別是為普通公眾的政治參與提供了新的渠道.2網絡公共領域的興起: 話語民主的視角互聯網的迅速擴展和信息通訊技術新成果的不斷涌現及其廣泛使用,為人類的交往和交流提供了不少新的方式;同時,人類的交往行為部分轉向廣闊的虛擬空間,極大地拓展了人類的公共活動空間,這為公眾輿論的生成提供了新的環境,使網絡公共領域的形成成為可能,從而也為話語民主的實現創造了新的平臺.當前,網絡公共領域已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與現實公共領域和公共決策及實施過程密切聯系起來,為話語民主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契機. 第一,網絡公共領域的開放性和平等性為公眾話語權的實現提供了有效保障,使話語民主的展開獲得了更好的條件.一般而言,話語意味著特定社會階層、社會組織或個人通過語言表達的方式將一定的意義向社會傳播,與其他社會成員進行信息交流.法國后現代哲學家米歇爾·??绿岢觥霸捳Z即權力”的觀點.他認為,“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20]在??驴磥?話語權就是統治權,歷史上的話語權一直掌握在統治者一方.話語權與文化、權力和制度緊緊聯系在一起,決定著公共輿論的走向,一定程度上表現為信息傳播主體的潛在影響力. 在網絡公共領域中,公眾可以對他們所關心的問題進行自由、平等和深入的討論,而不必受權力、習慣勢力和傳統觀念的約束,并且,討論的內容也不受傳統媒體中把關人的限制.公共領域最大的特點在于它削弱或取消了公共權力系統對話語權的控制,為公眾話語權的實現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在網絡公共領域中,公眾話語權的實現更加平等,網絡組織結構的扁平化取代了傳統的科層制,網絡話語權力的分散化取代了傳統話語結構中的金字塔式權力結構.公共領域中的話語權是一種建立在話語商談、理性溝通和公共輿論基礎上的話語交往權力,公眾通過這種方式參與政治過程,影響公共事務的決策和實施過程. 第二,網絡公共領域的批判性和互動性為網絡公共輿論的產生創造條件,使話語民主的影響力得到提升.只有批判的主體活動,才能形成具有批判性的議題;只有批判性的議題,才能使公共領域的活動更有價值和意義.網絡公共領域是一個具有批判性的場域.網絡的虛擬性使網絡公共空間聚集了大量的網絡行為者,他們敢于直接坦率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意見,這就為提高公眾的批判精神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網絡輿論和網絡民意實際上是現實世界中公眾對公共事務的意見和觀點在網絡世界的反映,會對現實世界中的公共事務產生重要影響.這樣,一方面,公共權力系統要通過公眾的理性批判和公開辯論來證明其統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公眾通過公開的討論和辯論對公共權力系統進行監督與批判. 網絡媒介的互動性也是其他傳統媒介無法比擬的,每一個網絡用戶都是網絡信息或網絡活動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在傳統媒介的傳播過程中,由于缺乏足夠的反饋空間,即便存在互動,也是非常弱而且少的,使用者往往只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而互聯網則構建了一個能夠保障信息、觀點和意見自由流通的平臺,交往過程的實質性話語權掌握在公眾手中,其互動性獲得極大的增強.網絡媒體顛覆了傳統媒體中傳播者與受眾的嚴格界線,網絡傳播中二者可以意義互換,受眾可以成為信息的傳播者,信息的傳播者也可以成為受眾.這樣,網絡公共領域的批判性和互動性明顯提升了話語民主的影響力. 第三,網絡公共領域一定程度上是連接公共部門與社會組織或者公民個人的渠道,使話語民主能夠更大程度地影響公共部門的決策及其施行,從而使話語民主獲得制度化的形式和力量.哈貝馬斯認為:“在公共領域中,所表達的意見被按照議題和肯定/否定的觀點而進行分揀;信息和理由被加工為成為焦點的觀點.使這種‘成束的’意見成為公共意見或輿論的,是它的形成方式,以及它所‘攜帶’的廣泛的贊同.”[21] 他說:“輿論界的政治影響———就像社會權力一樣———只有通過建制化程序才能轉變成政治權力.”[22] 換言之,通過公共領域形成的話語民主更多是一種程序主義的民主形式,它必須通過建制化的程序才能具備權威性和強制性,從而發揮它的作用和影響. 對網絡公共領域而言,其話語民主的作用和價值也是如此.互聯網的發展為公眾參與公共事務提供了方便和廉價的途徑,公眾只需要一臺電腦、開通互聯網、承擔一定的上網費用就可,極大地降低了公眾溝通交流的成本.網絡溝通的平等性,參與過程中的可匿名性,使公眾可以自由、自主、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網絡公共領域的載體(即互聯網及其與之相連接的通訊工具)與傳統公共領域的載體(如報紙、期刊、書籍等)相比,為公眾參與公共事務提供了更便捷、更廣闊的平臺,使得連接公眾與政治權力系統的渠道更通暢,因而使得話語民主形式更容易獲得公共權力系統的支持.3 網絡公共領域興起的影響:話語民主的視角網絡公共領域的特性為話語民主的發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而網絡公共領域的話語民主也為公共權力系統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來源,為公眾參與公共政策的制訂提供了新的途徑,使民主政治獲得了更活躍的形式. 第一,網絡公共領域中的話語民主為公共權力系統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來源.哈貝馬斯認為:“合法性就是承認一個政治制度的尊嚴性.合法性要求與用社會一體化力量來維護社會的、由規范所決定的同一性相關聯.合法性是用來實現這種要求的,也就是說,合法性是用來表明,怎樣和為什么現有的(或推薦的)制度是適宜于行使政權的,從而使對社會的同一性起決定性作用的價值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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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哈貝馬斯認為,合法性意味著認可某種政治秩序,當某種政治秩序不被認可時就會出現合法性危機.話語民主可以增強政治意志、政治輿論、政治決策和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并且這一過程不涉及具體的法律條文和政治權利的內容,而是強調法律、權威產生的過程與話語原則和交往理性的符合程度.哈貝馬斯認為,政治權力即使已經通過法律作用于整個社會,這種作用也是通過“不完美”的純粹程序來實現的:“因為民主過程的建立旨在證明關于合理結果的假設是正當的,但它不能保證其結果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民主過程是一種純粹的程序正義,因為在民主過程中并不存在脫離程序的正確性標準;決策的正確性完全取決于過程是否符合程序.”[24]交往權力在哈貝馬斯的話語民主中是一個重要概念,它擔當著連接公共領域和權力系統的重任.可見,在哈貝馬斯看來,公共領域向法治國家權力系統提供合法性是通過話語民主實現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逐漸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十分顯著,公眾通過網絡公共領域中的話語民主形式來監督和批判公共權力,同時,公眾對公共權力系統的意見和建議也通過這一途徑輸入公共權力系統,為公共權力系統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來源.在網絡公共領域中,話語民主表現出更強的互動性、靈活性和批判性,網絡媒體作為信息傳播和輿論導向的新形式,公眾不僅可以通過網絡媒體了解各類政治信息,就自己關心的話題表達意見,還可以通過 BBS、網絡論壇和博客等方式對公共政策過程進行評議,提出自己的建議,從而對公共權力系統產生影響和發揮作用.在不少國家,大眾傳播媒介被視為獨立的“第四種權利”,而網絡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新形式,其作用更加明顯.這一過程密切了公眾與公共權力系統的互動關系,使公共權力系統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公眾的認同和認可,從而增進公共權力系統的合法性. 第二,網絡公共領域中的話語民主為公眾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途徑.當代社會越來越復雜,很多公共決策和政治過程離公眾越來越遙遠,公眾實質性的民主參與越來越困難.話語民主理論為應對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查爾斯·??怂购托荨っ桌照J為,公共能量場是表演社會話語的場所,公共政策在這里制定和修訂,這一過程也是各種話語進行交流的過程.更重要的,這是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話語在某一重復性的實踐語境中為獲取意義而相互斗爭的過程.他們說:“話語理論設想了一個所有人的民主,但是只有那些投身于公共事務的人會參與它.所有人,包括公共行政人員,只要接受了授權給他們的真實參與和代表的責任,就可以用他們的參與來加強民主.”[25]在話語民主模式下,公眾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公共事務,決策者會將在公共領域中里經過討論和辯論取得的共識轉化為法律或公共政策,使一些公共事務問題上升到國家意志和公共政策層面,并化解社會領域可能產生的矛盾和沖突. 網絡公共領域中的話語民主形式使公眾的政治參與變得容易和簡單,為公眾參與政策制定提供了新途徑,使公共政策可以更多體現公眾的利益.網絡的重要特點就在于受眾的廣泛性、普遍性和無差別性,表現出顯著的去權威性、去中心性、去等級性,從而鼓勵公眾積極參與公共政策過程.互聯網的擴展為公眾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政策參與途徑和平臺,網絡公共領域的話語民主極大地縮短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時空距離,使得政府與公眾、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溝通更頻繁便捷,推動了政府、公眾和公民社會在政策過程中的直接對話和雙向溝通.公眾可以更多地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更便捷地表達自己的意愿,加強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礎;公共政策決策者也可以更廣泛地了解公眾的意見,聽取公眾的建議,增強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水平.這樣,就增進了公共政策決策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性,為公共政策的有效執行創造了良好的基礎. 第三,網絡公共領域中的話語民主為民主政治發展提供了更活躍的形式.哈貝馬斯對話語民主與自由主義民主、共和主義民主進行了比較分析.他認為:“話語理論與民主程序之間的聯系,比自由主義要更加具有規范色彩,但與共和主義比較起來則又要遜色一些.話語理論從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那里各吸收了一些因素,并把它們重新組合起來.”[26]哈貝馬斯提出的話語民主理論帶有很強的規范化和理想化色彩,是一種新型的民主理論.盡管話語民主很難說構成了直接的政策制定環節,但這種形式力圖實現直接民主所隱含的原則,并且能夠明顯提升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廣泛性. 網絡公共領域作為一種快速、便捷、靈活的信息交換空間,它的諸多特性與話語民主的特性表現出很強的契合性,從而為話語民主的實現提供了更加適宜的公共空間,使話語民主更加活躍和易于實現.在網絡公共領域中,話語民主拉近了政府與公眾的距離,拓展了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度,特別是為保障社會底層民眾的話語權提供了可行的途徑,讓有意愿參與公共事務的公眾能夠如其所愿,最大限度地擴大話語民主的參與幅度,在更大范圍內就公眾關心的公共事務問題達成共識.這樣,網絡公共領域的話語民主就成為話語民主的一種最活躍的形式,拓展了話語民主的發展空間;同時,話語民主作為其他民主形式的一種重要補充形式,在網絡信息時代也更具時代氣息和新鮮活力.注釋:[1]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second e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50.[2] Ibid.,p.50.[3] Ibid.,p.52.[4][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三聯書店,2003 年版第446頁.[5]Charles Taylor,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 83.[6] Thomas Janoski,Citizenship and Civil Society:A Frame-work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Liberal,Traditionaland Social Democratic Regi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2-14.[7] Ibid.,p.14.[8]熊光清:《中國網絡公共領域的興起、特征與前景》,載《教學與研究》2011年第1期第 43 頁.[9][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90 年版序言,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10]同上書,第23頁.[11][德]哈貝馬斯:《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286—287頁.[12]同上書,第289頁.[13][美]查爾斯·??怂?、休·米勒:《后現代公共行政———話語指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14]同上書,第102頁.[15]同上書,第118—123頁.[16]同上書,第143頁.[17]Jane Mansbridge,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p. 4 -5.[18]Joshua Cohen,“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in Alan P.Hamlin,Philip Pettit,The Good Polity: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9,pp.12-34.[19]陳家剛:《協商民主與當代中國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24—25頁.[20]王治河:《??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頁.[21][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第448頁.[22]同上書,第449頁.[23][德]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年版第268頁.[24][德]哈貝馬斯:《后民族結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頁.[25][美]查爾斯·??怂?、休·米勒:《后現代公共行政———話語指向》,第13頁.[26][德]哈貝馬斯:《包容他者》,第288頁.本文作者:熊光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法學博士)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2011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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